合川老农民：2023天灾连连，我们的粮食安全还能保障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合川老农民】

今夏，我国河北与东北地区相继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对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前有河南烂场雨影响夏粮丰收，后有罕见洪水在两大重要粮食产区肆虐。在当下这个特殊的国际形势里，大家不禁会问：2023天灾连连，我们的粮食安全是否还能够得到保障？

(资料图)

黑龙江省尚志等12县遭受洪涝灾害

河北省涿州市遭遇罕见洪灾

首先，河北与东北的洪涝灾害对于当地的粮食产量肯定是有影响的。

据目前统计，东北受灾作物面积达1350万亩，河北受灾面积为480万亩，其中以五常大米闻名遐迩的五常市稻谷受灾面积接近五成。由于东北与华北地区为我国主要的单季稻稻作区，其稻谷为一年一熟，如果因灾情导致作物绝产，那么今年肯定是颗粒无收了。

对于当地的种植户来说，此次灾情无疑为晴天霹雳。从保障民生的角度来说，经济上的补救与善后措施势在必行，毕竟民生问题无小事。这些解决好了，对于从民生问题发酵出来的舆论治理问题，更是可以“四两拨千斤”。

但从全国粮食安全保障的整体形势上来说，此次灾害作用有限。一方面是因为两地的受灾面积整体不大，2023年黑龙江省粮食播种面积约为2亿亩，受灾面积1350万亩，受灾率约为7%；河北粮食播种面积约9600万亩，受灾面积480万亩，受灾率约为5%。

黑龙江五常，村民在“洗稻子”

同时，算上两个区域在全国总播种面积中的占比，此次灾情对于全国总体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不到1%。

而且受灾不等于完全绝产，也存在可以抢救的部分，因此最终实际损失的粮食比例还会更小。

可以说，此次灾情的微观效应很大，但宏观效应有限。对于2023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影响甚微，对于粮价的影响也作用有限。在微观视角下，因为五常市的灾情会使得五常大米对于市场的供应锐减，进而导致其价格上涨，但这也远达到不了威胁全国人民粮食安全的地步。

2022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区域分布图

要消除对于粮食安全过度的恐惧，就得系统地理解我国对于粮食安全保障的底层逻辑。

首先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粮食安全问题？

答案很简单：粮食不够吃。

那么如何定义粮食不够吃呢？

我认为有两个点：

1）地里种出的粮食不够吃；

2）仓库里存放的粮食不够吃。

前者是粮食的生产能力，后者是粮食的存储能力。当能够持续保证“粮食生产能力+仓储能力＞粮食的实际需求”这个不等式时，粮食的供应就是安全的。

明确这个底层逻辑之后，我们再看看我国的粮食保障体系。

一、粮食储蓄能力

2008年，国际四大粮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对中国小麦和玉米进行大肆收购，通过高价收购来抬高国内粮价。

四大粮食这一波操作，直接将国际粮价翻了近5倍，但国内却在这一波价格战中稳住了阵脚。究其根源，就在于我国由国家控制的粮食储存系统存储了远远超过海外粮商可收购的粮食。国外粮商高价买进多少，我们就高价抛储多少，这就很像1997年跟索罗斯在香港打金融保卫战的逻辑，国际四大粮商以为可以开爆发将我们一波带走，却发现我们这边的血条怎么打也打不空，最后把自己打得怀疑人生，只能黯然离场。

当时我们霸气地在国际市场放出消息，说：中国的储备粮是一亿吨，足够全中国人吃一年，谁再敢来炒作粮食，就先考虑自己能不能吃下一亿吨。

我国跟国际粮商干架的底气，就在于我们拥有强大的粮食储蓄能力，而履行此种储备职责的，正是“中储粮”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字头骨干企业。

中储粮智能化粮仓及其内部

关于中储粮的缘起，网上有大量的介绍，在此就不再赘述。关于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大家感兴趣可以移步我2020年在观察者网发布的文章《丰收节谈粮食安全问题，国家为此做的太多了》。

总之，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国目前建起的标准粮食仓库完好仓容近7亿吨，以14亿人口一人一年500公斤粮食来算，可以在全年无收的情况下保证国人吃一年有余。

正是有着中储粮强大的、可控的粮食存储能力，使我国政府可以从容地采取有效措施去应对天灾所造成的粮食绝产，以及人祸所造成的哄抬粮价。可以说，中储粮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定海神针。

二、粮食生产能力

如果说粮食储蓄能力决定的是粮食安全的下限，那么粮食生产能力决定的就是粮食安全的上限。

而我国的粮食产能，早已从满足温饱需求演变到了满足经济繁荣的需要。

也即是，我国的粮食产能相对于单纯的温饱需求，其实是过剩的。除了供给国民最基本的吃喝之外，也有大量的产能进入了食品加工产业与工业生产环节。

2019年我国谷物的消费结构情况

譬如，主粮被加工成饲料，供给畜牧业；被加工成郫县豆瓣，成为国民味蕾的调剂品；被加工成酒，甚至做成乙醇汽油。

对于粮食产能过剩，网上多有批判的声音，但我认为对于面临外部战略压力的大国来说，粮食产能过剩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不能将其单纯地解读为一种铺张浪费，而是要将其视为一种在极端环境下爆产粮食，保障国民基本生产的必要能力。

因为粮食并非一般商品，它既是人们的消费需求，亦是人们的生存需求。

当处于和平年代时，其生存需求的分量并不显著，而一旦到了战争或者天灾频发的年代，其供给逻辑就会发生转换，将那些原本服务于消费需求的产能转为服务于生存需求的产能。

因此，从战略角度出发，对于粮食的产能设置从来都不是刚刚管饱就好，而一定是多多益善。

反过来，正因为我国当前的粮食产能处于过剩状态，才使得我们有足够的“产能纵深”去应对极端情况。

三、藏粮于技，技术兜底

谈到中国粮食安全，袁隆平院士功不可没。当然也有人拿它在国内不足8%的种植率来泼冷水，表明它并没有对我们当前的粮食生产起到重要作用。

能这么想的人，显然缺乏底线思维，不理解袁隆平先生那口感略逊的杂交水稻，其最大的优点就是量大管饱。

作为一种博取消费者味蕾好感的商品，它的经济价值并不高，但其高产的特性却能在极端环境下救人性命。

试想，如果真的遇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亦或是大规模天灾破坏了大量耕地，如何让有限的耕地发挥最大的产能？袁老这高产的杂交水稻就是一张不可或缺的底牌。

袁隆平与杂交水稻

综上三点所述，我国系统性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能力有三点：

1）能让全国人民一年内有饭可吃的储备能力；

2）能饱和救济的过剩粮食产能；

能在关键时刻兜底的爆产技术。

三个要素叠加在一起，保证了“粮食生产能力+仓储能力＞＞粮食的实际需求”这个不等式在我国成立，使得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安如磐石。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地乐观，因为凡事皆有磨损，再牢固的体系也耐不住时间与环境的侵蚀。

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工作虽然在保障粮食的数量上做足了文章，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留意。

一、粮食的结构优化

曾几何时，我国的大豆生产一度被四大粮商（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垄断，致使大豆主权丧失。四大粮商甚至通过制定规矩，限定榨油大豆的种类，迫使豆油产业链被其全部控制，进而哄抬我国大豆、食用油价格。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我国大豆的自给率相对较低，以致于没有足够的产能去应对其价格的波动。

同理，因为种植户逐利的特性，我国的农业生产端一度陷入了“今年啥火就种啥”的蹭热度现象中。大量的种植缺乏规划，且大田作物的种植面积一度被经济作物所压制。

对此，如何理性规划种植行为，保障主粮的种植面积底线，同时提高关键作物的自给率就显得非常重要。

而这一点，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种植行为中，往往很难规范，因此需要更加合理的制度来保障粮食结构的合理性。

2021年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

二、农业保险制度的完善

农业保险可以缓解天灾对于农户所造成的损失，但当下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并不完善。一方面是因为小农种植对于买保险的敏感度不高，另一方面是因为过于分散的耕地，使得保险公司很难以一套统一的标准去制定赔付准则。

农业保险制度不够完善，对于农户兜底就强依赖于政府行为，无形中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反过来也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三、土壤环境的恶化

粮食产能过剩是件好事，但凡事皆有利弊。在缺乏良好的土地轮休管理下，维持粮食产能过剩会极大地增加土壤的负担，降低其肥力。而大量使用化肥，则会破坏土壤土质。

土质下降，就会导致对于化肥等农药的进一步依赖，最终加剧对于此类农业生产资料的依赖，进而加剧农业生产成本。

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种植归根结底还是一种经济行为，成本上升就会削减其利润，从而打击其生产积极性，迫使农业生产的压力更多地转向政府这边，使其必须提供更高的补贴亦或是扩建更多的国有农场，进而增加管理成本，加重农业对于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这会使农业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始终成为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行当。

这就是我常跟同行说的：当一个事物的生态逻辑被破坏时，就必须以经济逻辑去弥补，而相比生态逻辑相对容易实现的可持续性，要实现经济逻辑下的可持续性往往需要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我国2003年到2017年小麦水稻种植平均成本

而既要保证粮食的数量，又要保护农业的生态逻辑，这并非一件易事。

除了技术手段，我对此也做过一些政策性的思考，比如我们可以周期性地向可控的国际合作伙伴进口一部分粮食来缓解国内的生产压力，进而规划相应耕地的轮休。

我们整体保证高标准农田的数量，守住耕地红线，但不去透支这些耕地的生命力，而是合理地利用国际贸易手段来服务于国内耕地的休整。

正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借可控的外力保证产能，进而调控生产，维护本国土地生态。

四、粮食配送机制的完善

光有粮食数量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来说仍然是不完整的，粮食的运输、分配对于当下中国的人口分布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难题。

虽然那些看到东北河北发洪水就跑到超市抢米的行为足够滑稽，但滑稽背后也有其现实意义，即遇到特殊情况，大城市的粮食还真可能被一抢而空。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居民小区人口密度着实太高，即便一个小区下面有五六个超市，其储备货物的能力往往也难以应付小区及周边庞大的居民人数。

以我居住的小区为例，下面有一个红旗超市、一个舞东风，两者皆属于中小型超市，对于米粮的储备能力不会超过三位数，面对动辄上万人的小区来说简直就是捉襟见肘。

红旗超市的米柜

我家附近大一点的超市，比如山姆，走的是美式大商超的路线，东西都是拿超大货架囤，其囤货能力虽然上去了，但这种规模的超市往往一个城市规划区仅有一家，纵有体量，但扛不住巨大的需求。

山姆超市的大型货架

而即便是选择线上的粮食配送，也受制于“骑手数量”的限制。

我们大可以回忆一下疫情封城时期，民众网购一单难求的现状。

可以说，我们当前的大城市非常缺乏逐小区高效分配物资的能力。这个弊端在平时没有感觉，一旦遇到像疫情封城这类情况时，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粮食管饱，但配送困难，人人都感受一遍诸葛丞相六出祁山运粮不济的痛，对此我们不能不察。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要么就别都挤大城市里了，以分散降低风险；要么就增加大型商超的数量，让一个大商超覆盖最多2-3个小区。

五、耕地红线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从发展农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国际比较优势。因为我国可适宜耕种的平原土地仅占国土面积7%左右，是典型的要用少量的土地来养活大量的人。

在这个基础上，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优质平原土地往往会被城市化工业化所侵占，农业生产在制造消费波动层面的劣势，亦会被市场经济给放大到极致。

可以说，在追求高消费波动这个狭间里，经济产值与粮食安全形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在有限的土地空间面前，附加值低的粮食种得越多，GDP亏得越多，也就在地缘上形成了经济越发达，粮食自给率越低的现象。

全国粮食数量（自给率）分布图

然而现实却是，越是发达的经济区域，对于人口的吸纳能力就越强，因为经济发达会带来大量的就业空间，这就反过来加剧了这些区域对于粮食的需求压力。

因此，一边是越种地，经济越不发达；另一边是经济越发达，越需要更多的粮食来支撑人口规模。

那么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就必须以“欠发达的产粮区”来补足“发达的非产粮区”的粮食缺口。而经济发达区则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去补贴欠发达地区因为种植粮食而损失的经济活力。

这是市场经济逻辑下产生的区域分工，是一种生态逻辑。但恰恰又是在资本逐利的逻辑下，那些承担着粮食分工的区域往往会遭受来自所谓经济发达地区的舆论攻击。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反对搞GDP鄙视链，因为它是纯粹狭间的经济逻辑，却忽略了“人得吃饱饭才能干活挣钱”这个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所谓的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不发达地区，本质上是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在于前者用财政转移支付来补贴后者，后者则以低附加值的粮食产出来支持前者。

想清楚这个逻辑，就能明白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粮食安全天然受到威胁。

只有持续地接受反哺，农业才能在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下得以生存，粮食安全才能够得以保障。

即便是美国这种看似有着高科技的大农业国家，其农业本身还是靠大量补贴来续命的，再加上其大农场高产高销的运营模式之弊端，一旦失去高附加值产业的支撑，一旦失去金融霸权的兜底，美国的农业发展也会陷入困境。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问题，需要的是良好的社会体制来保障农业得到工业持续的反哺。就这点而言，我国虽然面临类似的问题，但好在国家有能力对其进行战略规划、政策落实、财政支持，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乡村振兴，坚持生态文明的道路，那么问题总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六、种子安全

种子安全是游走在粮食安全之下的幽灵。就好比我国玉米的生产自给率已经足够高，但奈何育种优势不明显，种子被别人卡了脖子。

因此，即便粮食能够高产，但种子你也得找别人买；即便你不买别人的种子，但别人的种子就是比你的有技术优势，会迫使你的种植户向其低头。

对于这件事情其实逻辑也很清楚，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独立可控的培育、量产优良种子的技术。

不得不说，对面在育种方面的技术以及产业化能力确实比我们有优势，对此我们必须破局。

要高效地实现育种，我们就必须得将育种技术提升到分子水平。

什么叫分子水平的育种技术？其实它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叫“转基因技术”。

只不过因为中文互联网很长一段时间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过度妖魔化，使得搞相关技术的专家不敢对外提“转基因”，只能将其描述为“分子育种技术”。

这是我跟农科院的一位育种老专家聊天时，他颇为无奈地告诉我的事实。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只能说，舆论战是真的可怕。

我认为，对待转基因技术，我们应该理性。可以呼吁加强对于转基因食品上市的管理，但万不可由此彻底否定转基因技术本身。

为什么？因为转基因技术是实现大规模高效育种的关键。

像袁老这样的科学家，他们以前做育种工作，就是去田间筛选样品回来配，利用基因突变来获取想要的性状。整个过程非常看脸，运气好的几个月出结果，运气不好的一辈子也全搭进去。

可以试想，这种运气成分极高的育种模式会对广大投身于育种研究的科研人员带来怎样的心理负担？

而分子育种技术可以大大地缩短这个过程，使得育种有的放矢。

只有技术路径可控了，出成果的周期可量化了，那么做育种相关的科研人员的信心才可以安定，而可预见的成果产出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也能更直观地转化为从业人员的待遇提升。

否则，一辈子摸石头过河，这非常考验人性，像袁老这样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

所以我们不应该妖魔化转基因技术，可以加强对于转基因食品上市的管理，但万不可彻底否定转基因技术本身，让相关技术专家对之噤若寒蝉。

总的来说，对于我国的粮食安全，我们不必过于近忧，但一定要心怀远虑。

要系统全面且辩证地看清我们在此方面的优缺点，不要被某些舆论以点带面的节奏给搅得失去了判断力。

农为国本，本当忧之，忧而不困，哀而不伤，可谋长也！

本文源自：观察者网